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王阳明

       王阳明出身于状元之家，其父王华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可以说这为王阳明的成长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文化基础。可惜的是，王阳明虽然少有才华怀抱，但一生坎坷，直到晚年方才建功立业，且功高震主又被弃用一旁，等到再次启用却因病而逝。

        明正德三年，王守仁任兵部主事因得罪大太监刘瑾，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配到贵州龙场，王阳明惨遭此祸，心境孤独、寂寞、苦闷、悲戚，后看淡尘世，转为淡定寂然，潜心参悟天地心理，心境日益明朗。昼夜苦思的王阳明，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他从睡梦中跳起来，欢呼雀跃地大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蚁聚，风气大开，迅速成为当时明朝的一种主流哲学思想，引爆了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流。心学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产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阳明先生从此成为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但是，王阳明先生和宋代的朱熹在学术上有所不同，关于朱熹的争论几百年都没消停过，骂他的人说他是败类，捧他的人说他是圣贤，但无论如何，双方都承认这样一点：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

      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和“格物穷理”朱熹一生追求的东西名字叫做“道”。所谓道，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是最根本的法则，只要能够了解道，就可以明了世间所有的一切。对于不同种类的追寻者而言，道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对于和尚们来说，道的名字叫做“悟”，对于朱熹这类读书人而言，它的名字叫“理”。

      朱熹的道源自儒家，也有道家的成分，又叫做“理”，既不是开悟，也不是练习武术，这玩意儿是从书中读出来的，而且还是能够拿出去用的，一旦通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朱熹提出的悟道的原则是：格物穷理。他告诉我们，“理”虽然很难悟到，却普遍存在于世间万事万物之中，你家耕地的那头黄牛今天不吃饭是有理的，后院的几口破箱子放在这里是有理的，你藏在床头的那几贯私房钱也是有理的。

      理无处不在，而要领会它，就必须“格”。至于到底怎么格，那就不管你了，自己去思考去悟吧，你自己对着墙发呆也好，动手也好，愿意怎么格就怎么格。

    关于这个问题，宋明理学的另一位伟大导师程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

     看明白了吧，只要你不停地“格”，用心地“格”，聚精会神地“格”，加班加点地“格”，是会“豁然贯通”的。

      朱熹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则更为著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家要知道，朱熹的世界和我们的是不同的，这位哲学家的世界是分裂成两块的，一块叫做“理”，另一块叫做“欲”。

    朱 熹认为“理”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但却有着一个大敌，那就是“欲”，所谓“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只要人人都遵循了“理”，幸福的生活就来了，那好处多了去了，天下安定了，世界和平了，宇宙也协调了。换在今天，这玩意儿还能降低犯罪率，稳定社会，那些翻墙入室的，飞车抢包的，调戏妇女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会统统地消失。最终实现和谐社会。

     可是“欲”出来捣乱了，人心不古啊，人类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的欲望，吃饱了不好好待着，就开始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搞得社会不得安宁。所以朱熹的结论是，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而这才是世界的本原。

     通俗地说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

     这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极大（或者说极坏）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了各级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在那个时候，朱圣人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

      王阳明的那些朱圣人的追随者一样，对格物穷理深信不疑，每天格，见啥格啥，有一次对着自己家里的竹子格了几天几夜，没有格出理，他第一次对朱圣人的话产生了疑问。真正让他有所想法是一次和禅师的谈话，终于让他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

        “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

                        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正是从那一天起，王阳明意识到：朱熹可能是错的。他开始明白，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虽然他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也不认可人心和天理的分离，但“理”毕竟还是存在的，只有找到这个神秘的“理”，他才能彻底击溃朱熹的体系，成就自己的圣贤之路。

      可是“理”在哪里呢？在格物穷理的道路上徘徊了19年的王阳明，终于获知了秘密的答案：“理”在心中。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存天理，去人欲？天理即是人欲。这是载入史册的一瞬，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

       知行合一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懂得理论是容易的，实践是很难的，有人认为知难行易，领悟道理很难，实践很容易。比如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这也好理解，按照他那个格法，悟道是很难的，但执行似乎是很容易的。

      懂得道理是重要的，但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话，而是一种高深的处事和生活智慧，足以使人受用终身，所以它看起来很容易明白，实际上很不容易明白。
心学四决：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学四决，流传千古，至今不衰。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应该用最恰当的“良知”去解决办法。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贼”。

       他大胆地否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死框框，死架子，而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处事方法。所以他提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必为自己的粗俗而自卑，粗俗也并不影响一个人勤学苦读，去当圣人。总有一天，粗俗的人照样会同地位高的人一起平起平做。这一点打破了封建阶级的阶级论，为统治者不喜。他还提出在用兵上，要在变中讲求效果，他常常把“便宜八事”（最省力地办事），“期于成功”挂在嘴上，甚至提倡重用有才干的贪财人士。这一点打破了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观念。

       王阳明还特别瞧不起死守清规而不知变通的人。阳明杂著中曾记载了一件非常典型的事：补生傅凤，因家境困难而无法养活年迈的父母和傻子弟弟，于是不顾性命日夜苦读，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学业辛苦，竟然卧床不起，患了大病。要是按当时传统儒家的思想，只讲动机而不讲效果，傅凤的举动可以说非常孝顺，要受到世人的称赞。可王阳明偏偏不欣赏，反而说他不孝顺父母，如果人累病了，甚至累死了，父母弟弟又将无人供养，就算你动机再好又有什么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提出的最后一个学说，是他心学体系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他对以前所有学说的最高概括和总结，是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王阳明也为修身养性，培养良好的道德观总结了一套非常好的办法。这就是“静处体悟，事上磨炼。”当你闲暇无事时，要勤学读书，从书中去体会别人如何克服名利的诱惑；也要自己思考，将好色，好货，好名这些私利一一追究，搜寻出来，然后像猫捉老鼠一样，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地将它除去，又如同人们生病，一次就要拔去它的病根，让它永没有复发的机会。平时，在具体的事情中，也要时常告诫：克己奉公，善良正直，把它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良知”人人有，但是需要时时去保持。可惜的是，“致良知”的认识论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并不是“人人心有仲尼”，并不是“谁人不有良知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悟到阳明学说的真谛，后世许多人将王氏的学说归为“心学”，斥为唯心之说，只是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假借“人人有良知”之说，却不知道保持“良知”，于是随心所欲，做些伤天害理之事，从而使人觉得心学之说是靠不住的。确实，靠不住的就是人心！

       王阳明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打法诡异，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都是声东击西，你往南走，他偏往北，经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而且甭管敌军多出他多少倍，他都敢出兵，还喜欢使阴招，什么挖坑、造假、虚张声势，到最后，许多人都被他的骗术吓跑了。更为奇怪的是，即使他占据优势，把对手围得水泄不通，也从不轻易进攻，而是把敌军困在里面，饿个半死，再诱使敌军突围，钻入伏击圈，才开始发动总攻。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神仙都顶不顺了！先后打败了多处令朝廷头疼的山贼盗匪，22天就平叛了预谋8年之久的宁王造反，创造了军事奇迹。但这位王兄却并没有师出名门，全是自学成才。可谓是军事天才。

      最重要的是，王守仁一生为官清正，从没有收过礼、也没有送过礼，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管他军事才能突出，但他多次希望能不发动战争就不发动战争。

      清末有人断言，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显著的人有两个半！两个人是指诸葛亮、王阳明，另半个人则是指曾国藩。在古人的心目中，王阳明能够与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并肩，这足可见王阳明的价值。

      还有一个说法，中国有三个人可以称为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之中，文人用兵当以三人为最，一是明代的王阳明，一是清代的曾国藩，一是当代的毛泽东。明史曾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但能与孔子、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相提并论，至少说明了王阳明先生声名高隆的历史地位。

       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一个让蒋介石最崇拜的人：心学大家王阳明，蒋曾三到阳明洞参悟！孙中山为探索救国之路曾潜心研究王阳明的心学！少年毛泽东曾服膺王阳明，对《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句逐字做批注！他们对王阳明先生，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启超先生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 “知行合一”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

      据说毛主席少年时就曾读过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并逐句逐字做了批注，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毛泽东的很多思想本来就同王阳明比较接近。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求是”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后来毛泽东对王阳明的思想更是有所批判与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其发明的游击战打法，貌似和王阳明神出鬼没的军事打法如出一辙。八路军纪律严明，要求干部清正，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人民服务”“精神文明”等思想和心学致良知的精神不谋而合。可是，1949年建国以后，王阳明的光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或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王守仁为何人、王阳明有何思想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也是崇拜王阳明的超级粉丝，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中，蒋介石最敬佩王守仁（王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蒋介石甚至改名蒋中正，中正的名讳出处来自王阳明心学中的“大中至正 ”。蒋介石曾经三次到阳明洞参悟，败退台湾后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他大约从 20世纪 30年代始，已非常推崇王阳明先生，尤其是对王阳明先生的 “知行合一”的思想，深为敬佩，并提出了他自己的 “力学 ”主张。

      949年，蒋介石兵败逃往台湾，不知何故，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有一件事，流传甚广，是说他改台北草山为阳明山的故事。比较可信的版本，仍是蒋介石当年侍卫赵秉钰先生的回忆。蒋介石原先住高雄寿山，不久转到台北草山，住草山宾馆。据说，蒋介石初上草山之时，曾问身边人，此山叫什么山，身边人说叫草山，蒋介石当即不悦。其实，他是很喜欢草山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像他的家乡奉化。他唯一不满的是草山这个名字，“草山 ”，似有 “落草为寇”之嫌。于是，他决定将草山改名阳明山，并亲书 “阳明山 ”三个大字。他的用意是清楚的，立志仿照当年王守仁先生贬谪贵州龙场的阳明洞悟道之举，期待东山再起。

        除此以外，他还要求儿子蒋经国苦学阳明心学。蒋经国学后亦佩服之，要求其部下以王阳明与蒋介石并列为最值得尊崇的导师。蒋介石和蒋经国用心学的道理治理台湾，几十年下来台湾经济获得高速发展。

      心学不但在中国发扬光大，还飘洋过海到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一位八十三岁的高僧拄着拐杖颤悠悠地把阳明学说带回日本，没想到竟风靡一时，学者云集，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阳明学说更是间接地为日本明治维新起了思想上的铺垫作用。小日本奉心学为圭臬，心学在日本的地位，几乎相当于文艺复兴之于中世纪，尼采超人哲学之于德意志。日本用心学理念教化日本国民，去除私欲讲究团队精神，改造国民素质，短短几百年从中国一个属国发展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强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一直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

    据称王阳明纪念馆的雕像，在兰亭的墓地都是日本人捐赠修建。足见日本人对阳明先生的崇敬之情。

       由此可见，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隐形的大牛人，集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目前被公认“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但是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他并不是把追求功名利禄，建立“事功”放在第一位，而是要做一个“大圣人”，追求道德修养人格的完善，并且把自己所学一点一滴教给众人，让“人人心中有定盘针”。因此，忙中偷闲或者落寞时的王阳明并没有闲着，他开门受徒，著书立说，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教师，这一点恐怕值得学习。